湖南省益阳市人民政府


益阳市人民政府令

第2号



　　《湖南桃花江核电厂址保护管理办法》已经2013年5月24日市人民政府第6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7月3日起实施。



市 长　胡忠雄

2013年7月3日

　　


湖南桃花江核电厂址保护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实施《湖南省新能源产业振兴实施规划（2010－2020年）》对发展核电的要求，加强对不可再生的核电厂址资源保护，确保桃花江核电厂址条件符合核电建设和运营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核电厂环境辐射防护规定（GB6249－2011）》等法律法规及国家标准，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湖南桃花江核电厂址保护是指在湖南桃花江核电厂址及周边区域统一设定一定范围的保护区，并控制该区域内除核电相关设施以外的大型开发性项目建设和人口机械增长，确保厂址相关条件符合核安全、核应急等核电建设和运营要求。

　　第三条 核电厂址保护坚持统筹规划、依法管理、严格保护、保障权益的原则。

　　各级政府及其相关单位要统筹协调，维护厂址保护区内的群众和核电企业的权益。　

　　湖南桃花江核电有限公司应当配合所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开展核安全、辐射防护和核事故应急知识的普及宣传。规划保护区内居民有权知晓区内的环境状况。

　　第四条 湖南桃花江核电项目益阳市领导小组负责核电厂址保护工作总体部署，湖南桃花江核电项目益阳市领导小组办公室（益阳市人民政府核电工作办公室）负责桃花江核电厂址保护的组织协调工作。桃江县桃花江核电项目工作办公室负责桃花江核电厂址保护工作的组织实施。市、县两级规划、国土、住建、水务、公路、交通、电力、环保、公安、林业、安监、旅游、农业、渔政、海事等相关部门及核电项目所在乡镇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厂址保护工作。

　　湖南桃花江核电有限公司及保护区内的其他单位、个人应切实遵守本办法及核电厂址保护规划，配合政府及相关部门落实厂址保护工作。

　　第二章 保护范围

　　第五条 湖南桃花江核电厂址保护区包括：征地周界、非居住区、水域保护区、规划限制区、厂址半径10千米范围、大件运输道路、核电重件码头、核电采石场。范围如下：

　　（一）征地周界指征地红线图内区域。

　　（二）非居住区指以厂址内布置的四个反应堆位置分别为中心，半径除了东北偏东方位为1150米（芳竹山组方向），正东方位为850米（芭茅仑组方向）外，其他方位均为800米的包络范围，非居住区设置明显的标识。

　　（三）水域保护区指为符合核电厂安全运行及反恐安保的要求，在核电厂拟建的取排水口附近由海事部门根据核电建设要求与航道实际划定一定范围的区域，并标记明显的警戒标识。

　　（四）规划限制区指以厂址内布置的四个反应堆位置分别为中心按不小于5千米半径所合并围成的区域；

　　（五）厂址半径10千米范围指以厂址内布置的四个反应堆位置分别为中心按10千米半径所合并围成的区域；

　　（六）核电重件码头位于资江中下游右岸的桃江县潭洲湾河段，毗邻已经建成的桃江县潭洲湾码头。

　　（七）大件运输道路起点为核电重件码头，主要经过金盆路、南环线、桃马公路、桃荷公路等道路。

　　（八）核电采石场位于三堂街镇王母冲村。

　　湖南桃花江核电厂址保护区的具体界限，由当地县级人民政府会同湖南桃花江核电有限公司，根据上款规定划定。湖南桃花江核电有限公司应配合当地政府，根据划定的具体界限，在非居住区、水域保护区、大件运输道路、核电重件码头、核电采石场设置明显的标识，并以文件形式函告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

　　第三章 保护措施

　　第六条 在核电厂址保护区内，实施分区保护。

　　（一）征地周界，未经许可，任何人不得入内；主厂区保卫边界（周界围栏）外侧及排洪沟外侧1米范围内，不得进行开挖作业。

　　（二）水域保护区内，不得开展网箱养殖、挖砂、捕捞、船舶停靠及其它水上活动等作业。

　　（三）非居住区内，不得新建房屋及其它构筑物，不得新增常住居民；穿过本区域的公路、铁路、水路不得干扰核电厂的正常运行。

　　（四）规划限制区内，不得新建扩建大型开发项目、劳动密集型项目、工业园区；不得新建扩建石油化工、钢铁和易燃、易爆、有毒、有腐蚀性工业项目；不得新建和扩建大型企事业单位、大型医院或疗养院、旅游度假基地、飞机场、监狱、学校等，不得新增在应急状况下难以撤离的大型公用设施、军事训练场或军事设施。

　　规划限制区内不再批准现有大型开发性项目的延期手续，对现有规划中涉及到易燃、易爆、有毒、有腐蚀性工业项目应进行规划调整；

　　适当控制规划限制区内的人口分布和密度，控制人口总数的机械增长，不得大规模迁入移民，集镇常住人口总数应控制在1万人以下。

　　（五）厂址半径10千米范围内，应适当控制人口分布和密度，不得大规模迁入移民，城镇人口总数应控制在10万人以下。

　　（六）大件运输道路两侧水沟外1米范围内，不得有影响大件通行的构筑物；跨越大件运输道路上方的管、线、桥梁，预留不得少于9米净空；法律法规及省、市政府相关文件对跨越大件运输道路上方的高、低压电线等有更高要求的，从其规定。大件运输道路两侧修建永久性建筑物或构筑物，必须事先征得公路、交通运输部门批准。

　　（七）核电重件码头拟用地范围内土地保持原有状态，不得另做它用。

　　桃江县潭洲湾码头不得有可能影响核电设备吊装、运输作业的构筑物或设施。

　　码头附近在航道部门设置的浮标水域范围内，不得有如捕捞、挖砂、养殖等可能影响核电设备运输、吊装作业的情况发生。

　　（八）核电采石场距石料开采中心300米（爆破飞石影响区）范围内及2.5千米长进场道路两侧水沟外1米范围内不得新建构筑物。

　　三堂街镇乌旗山村赵家塘弃土场按既定维护、管理方案进行场址保护，征地范围内不得新建构筑物。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组织编制或修编城乡规划、土地规划，应符合核电厂址保护要求，兼顾当地经济发展，体现我市核电特色，组织科学论证。

　　市、县各有关部门在制订或修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环境功能区规划、工业园区规划、风景名胜区规划、水资源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电网发展规划及公路、铁路、港口、航道等交通基础设施规划，以及审批相关项目时，要充分考虑满足核电厂址的核安全、核应急及大件运输等要求。

　　第八条 湖南桃花江核电项目益阳市领导小组办公室（益阳市人民政府核电工作办公室）应当每半年组织一次对核电厂址保护工作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及时向市人民政府报告。

　　湖南桃花江核电项目益阳市领导小组办公室（益阳市人民政府核电工作办公室）根据工作需要，可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市、县两级规划、住建、环保、国土、电力等有关部门，对核电厂址保护工作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影响核电厂址安全的重大事项，会同有关部门提出处理意见，向市人民政府报告。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级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没收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第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在乡、村庄规划区内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拆除。

　　本办法实施前已建的合法建筑物及其他设施的拆迁补偿问题，由相关公司与当地政府协商解决。

　　第十一条 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作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决定后，当事人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除的，建设工程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

　　第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根据其他法律法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由有关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第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湖南桃花江核电有限公司有权依法要求其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影响；造成损失的，湖南桃花江核电有限公司有权依法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

　　（一）在水域保护区域内从事捕捞、挖砂、养殖等作业；

　　（二）在核电重件码头新增有可能影响核电设备吊装、运输作业的构筑物或设施，且未征得湖南桃花江核电有限公司同意的；

　　（三）核电重件码头附近由航道部门设置的浮标水域范围内，设置运输、吊装作业设施或从事捕捞、养殖等作业，且有可能对核电设备吊装、运输产生影响的。

　　第十四条 核电厂址保护有关行政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违反法律法规及本办法规定，为核电厂址保护区内的建设核发土地使用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二）发现违反本办法行为不予查处，或者接到举报后不依法处理；

　　（三）其他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导致厂址有被挪作他用或条件发生颠覆危险的。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有关用语含义。

　　湖南桃花江核电厂址位于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沾溪镇沾溪村和三堂街镇湖莲坪村交界处的“荷叶山”。厂址地理坐标约为东经111°56′50″－110°58′02″、北纬28°34′10″－28°35′03″。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2013年7月3日起施行。

　　



宪法效力问题研究

谢维雁


[英 文 名] On Validity of Constitution

[内容摘要] 宪法效力及对宪法效力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意义。认为宪法效力具有直接法律效力或间接法律效力都不科学，宪法具有效力即意味着宪法可以被直接适用或宪法具有“直接”法律效力，不存在宪法具有间接法律效力问题。宪法效力具有最高性、权威性、稳定性、全面性以及保障制度专门化与多元化的特点。宪法遵守和宪法适用是宪法效力实现的两种基本方式，而宪法效力的充分实现有赖于优化宪法实施的环境和完善宪法自身内容。

[关 键 词] 宪法效力 宪法遵守 宪法适用



前言：宪法效力的意义

宪法的效力，是指宪法的法律强制性和约束力，是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对整个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进行调整所具有的最高法律效力。具体而言，它是指宪法在属时、属地、属人、属事四维度中的国家强制作用力[1]。 宪法效力问题，是宪政实践和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立宪和行宪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其意义在于：第一，宪法具有法律效力是立宪主义理念即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人权的基本假定，也是制宪、行宪的正当性基础。宪法没有效力，则立宪主义理念不能实现，制宪沦为政治标签，行宪则只是政治与权力获得合宪性的工具。第二，宪法的效力是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相统一的表现。宪法效力是宪法的普适性价值落实到社会实际的桥梁，是纸上的宪法转化为实际规范（活的宪法）的中介。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处于动态平衡之中，一方面社会现实的发展要求宪法规范与之相适应，另一方面宪法规范又要规范社会现实，校正“越轨”行为。因此，宪法效力既体现了宪法的适应性，又体现了宪法的权威性。第三，宪法具有普遍效力，是宪政国家、法治社会的基本前提和重要特征。一切宪政国家、法治社会的制度措施的落实都最终依赖于宪法效力。宪法具有效力，是现代国家的道德基础和合法性源泉，也是现代社会生活方式或生存状态的理性根据。第四，法律效力的实质是国家强制作用力的实现，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其效力自然是国家强制作用力的根本实现形式。因此，宪法有无效力以及其效力的实现程度反映了国家强制力的实现程度，宪法效力关乎国家安危和社会稳定。

对宪法效力的研究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研究宪法效力的目的是更好地、更充分地实现宪法的效力。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宪法学界对宪法效力的研究尚不深入，鲜有系统而专门的论述，当前通行的宪法学教材也几乎都不涉及宪法效力问题。本文拟就宪法效力问题作一些基础性探讨，以期引起学界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一、 直接效力与间接效力之争及评述

宪法的直接效力与间接效力之争起源于德国。其背景是欧洲大陆公法与私法划分传统。宪法直接效力说的代表人物是尼伯泰。直接效力说认为，宪法的约束对象不仅仅指国家权力，而且也应涉及到公民间的私人法律关系的领域，要把传统的私法领域纳入宪法的直接约束范围之内，以便切实维护公民的基本权益。直接效力说产生的社会根源在于，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种民间组织规模扩大，影响力增大并成为公民生活中第一依赖因素，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压抑和侵犯之可能性及现实性大为增加。但是，这种观点受到质疑，将公法（宪法）效力扩展到私法领域，包含着不能容忍的弊端：这将导致公法与私法的混淆、宪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功能重叠，并抹煞了宪法所固有的基本属性[2]。于是，德国学者迪利赫、马温茨等提出了宪法的间接效力说，认为，“宪法规定虽然不对私人之间关系产生直接效力，但也不是没有关系，而是间接产生效力。……如果用公式来表示的话，那就是：公民的各项自由权利减去私法保障的部分等于宪法保障的领域”[3]。德国关于宪法直接效力与间接效力之争的焦点是作为公法的宪法在私法领域是否有效。

我国宪法学界关于宪法直接效力与间接效力的争论与此并无直接关联。目前，在我国主张宪法具有直接效力（简称为“直接效力论”）的学者是在以下两种意义上界定所谓“宪法的直接效力”的，一是指“宪法可以直接地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不必通过其它部门作为中介”[4]。一是指宪法在法院的直接适用，“宪法应当具有直接的法的效力，这里法的效力的约束力或强制力是指在法院它有没有约束力，也就是指在发生了纠纷以后，它有没有被作为判断违法与否的标准”[5] 。实际上，上述关于宪法直接效力的含义可进一步抽象为：宪法具有直接适用性（不止于法院）。也有学者不承认宪法具有直接效力（简称为“间接效力论”）。主要理由包括：宪法规范比较原则，有待于其他一般法加以具体化和补充，如果不制定相应的普通法律加以补充，使之具体化，便无法据以为判断行为正确的标准，无法付诸实施。因此，宪法的效力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表现在，一是在处理具体案件中，宪法条文不能被直接引用；二是对于违宪行为，不能直接追究其法律责任[6]。

针对我国学界关于宪法直接效力与间接效力的论争，笔者认为：

第一，宪法“直接效力论”值得商榷。论者认为，“宪法的直接效力”，意味着宪法不通过部门法作为中介而直接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这暗示：宪法通过部门法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发生作用就是宪法具有间接法律效力。“直接效力论”者否认宪法具有间接效力，而意指宪法将完全不通过中介（部门法）直接在国家社会生活中产生法律效力。这一观点是不科学的，也难与实践相符。事实上，许多宪法条文并不直接作用于国家社会生活，而必须通过其它法律、法规的具体化才能实现。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说宪法仅具有间接法律效力。因为，判断宪法是否具有直接法律效力的标准不是看宪法能否直接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而只能是看它相对于宪法调整对象而言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部门法本身应该是宪法调整的对象，宪法规定的原则、精神及其他具体内容在部门法中得到遵从、维护即实现了宪法的效力，宪法就具有效力（即所谓“宪法的直接法律效力”），而不能认为必须在实际社会生活或具体社会关系中直接发生作用宪法才具有效力。以在法院直接适用作为宪法具有直接效力的唯一标准显得更不科学。因为，“法不只是评价性规范，它也将是有实效的力量。而从理念王国进入现实王国的门径，则是谙熟世俗生活关系的法官。正是在法官那里，法才道成肉身”[7]。宪法也不例外，它不仅仅是一种评价性规范，而必须为法官即法院适用，否则，宪法就不能称之为法律。

第二，宪法“间接效力论”也难以成立。首先，不制定相应的普通法律加以补充，使之具体化，宪法规范便无法付诸实施，这一说法是不正确的。普通法律“依据宪法制定”，本质上就是宪法的实施，即宪法效力的实现，而不是待普通法律在具体社会生活中发生效力后才间接地实现了宪法的效力。其次，即使以下说法是符合我国实际的，即宪法条文在处理具体案件中不能被直接引用，这也只是我国宪政建设中的不正常现象，表明我国早期宪政实践背离了法治的普适性原则，并不能成为宪法仅具有间接法律效力的依据。而事实上，尽管宪法条文在处理具体案件中不能被直接引用这一中国特有现象至今仍未得到根本改变，但宪法在法院的适用近年来获得了很大的进展。一方面，宪法学界对宪法在法院的适用即所谓宪法司法化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对宪法司法适用性的研究取得了极富价值的成果[8]。另一方面，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就山东齐玉苓案的批复，被认为是中国宪法司法化的第一案，虽然这一说法并不确切（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在此之前的地方法院早有依据宪法进行裁判的先例），但它彻底否定了“宪法不具有直接适用性”的观点。有学者对最高法院的这一批复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关于教育权根本无须依据宪法[9]。最近成都某法院又受理了完全以宪法条文为依据的平等权案。可以说，宪法在法院的全面适用目前仅仅是技术和时间上的问题，在理论上已不存在任何障碍。再次，间接效力论者认为，对违宪行为不能直接追究法律责任。这是一种完全错误而且有违事实的说法。不仅许多国家宪法都对违宪责任及追究作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而且也有大量的实证案例。我国宪法虽未明确规定违宪构成但仍有追究违宪责任的原则规定，如现行宪法第5条规定：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第三，以宪法的原则性和纲领性否定宪法的法律效力是不正确的。一些宪法学者认为，由于宪法具有原则性、概括性、纲领性和无具体惩罚性，因此宪法不能进入诉讼。这实质上是以宪法的原则性、概括性、纲领性和无具体惩罚性，否定了宪法的法律效力。因为，法律效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司法效力，即能够进入诉讼。不能进入诉讼或不具有司法效力，意味着宪法没有法律效力。“法律制定出来就是要被实施、被执行的；没有不是为了实施、为了执行而制定法律的”[10]。宪法亦然。通过正式程序制定的宪法，其最直接的目标就是要具有法律效力，这是所有立宪主义理论的前提性预设。因此，宪法中的原则性、纲领性条款也应当具有法律效力。有学者认为，宪法中的原则性、纲领性条款是为了弥补具体法律之不足或漏洞的，甚至“在成文法国家，宪法存在的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弥补一般法律的漏洞，避免出现法律真空”[11]。这意味着，即使宪法的纲领性、原则性条款，也能够、应当而且必须进入诉讼，即必须获得适用。

第四，笔者认为，根本无须提出宪法直接效力或间接效力的学说，宪法具有“直接效力”是无须论证的。笔者在这里说的“直接效力”与前述直接效力论者的“直接效力”有质的区别。我所谓宪法直接效力即是宪法针对自身调整对象所具有的法律效力，而非针对社会现实和具体社会关系。因此，和其他任何部门法一样，说宪法具有效力即意味着宪法具有直接效力。说宪法具有间接法律效力，不仅存在理论上的荒谬性，而且具有极大的误导性，似乎宪法不能直接适用。法律效力只能是直接的，不存在仅具有间接效力的法律。因此，主张宪法仅具有间接法律效力即主张宪法没有法律效力。

第五，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本质含义在于宪法的直接适用性。“最高法律效力”意味着：在效力不一的规范等级体系中，宪法居于最高地位，其效力比其他规范高。在其他规范与宪法规范相一致的情况下，直接适用其他规范。直接适用其他规范隐含着其他规范不能违宪，宪法在此仍然具有法律效力，宪法实现了对其调整对象——一般法律的约束，而不是直接作用于具体的社会关系。在其他规范与宪法规范不一致的情况下，应当直接适用宪法规范。因此，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即表明宪法可以被直接适用，具有所谓“直接”法律效力。

总之，笔者认为，宪法具有法律效力即意味着宪法的直接适用性，一部真正有效的宪法不可能具有间接法律效力。从世界范围看，有的国家为避免实践中所谓直接效力与间接效力的论争，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宪法具有直接法律效力。如俄罗斯联邦宪法（1993年）第15条第1款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和直接的作用，适用俄罗斯联邦全境”[12]。俄罗斯联邦宪法的直接效力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直接依据俄罗斯联邦宪法条款和有关法律条款，审理宪法诉讼案；一是国家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因为俄罗斯联邦现行宪法的许多条款要求制定颁布普通法律，立法活动使宪法条款得以执行[13]。



二、 宪法效力的特点

与一般法律效力相比，宪法效力具有如下特点：

（1）最高性。这是宪法效力最重要的特征。宪法效力的最高性，一方面根源于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地位，有人甚至认为，宪法的效力就是“指在一国法律体系中宪法的地位”[14]。另一方面根源于宪法是由人民制定的这一理论预设 [15]。宪法效力的最高性表现在：第一，宪法处于一国法律规范体系的最上层，是其他法律规范的最终依据，而且，其他法律法规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任何违宪的法律不得生效或者须经由特定机关宣告其无效。在没有成文宪法的国家，如英国，议会有无上权威，它所制定的法律都是最高的，它的法律制度把一切法律（包括宪法法律）提高到了其他国家中宪法应有的高度[16]，这是英国宪法效力最高性的特殊表现。宪法效力的最高性是相对于其他法律而言的，有人将宪法的效力高于普通法律，称之为宪法的至上性[17]。宪法效力具有最高性的实质意义在于：一般法律规范与宪法条文相抵触时，一般法律规范失去效力，宪法条文可成为直接适用的依据。第二，宪法是一切组织和个人活动的根本准则，任何行为都不得违反宪法的规定。

（2）稳定性。宪法效力的稳定性不同于宪法的稳定性。宪法的稳定性，是指它比一般法律规范变动少，能在较长的时间内适用，能适应较大限度的社会变化[18]，它主要是指宪法的内容不轻易的修改、变化。宪法的稳定性是通过宪法效力的稳定性来实现的，但宪法效力的稳定性不涉及宪法内容的修改、变化，仅意味着一部生效的宪法在一段时间内无论在形式上还是事实上都保持着同等的效力，它表明了一部宪法有效规制社会生活的连续状态。我国1954年宪法存在了大约20年（在内容和形式上呈现出宪法的稳定性），但在1957年后其实施受到削弱，文革十年遭全面破坏，被不宣而废[19]，在以后的时间里宪法虽仍保持形式的稳定性，但宪法效力丧失了稳定性，并进而导致了社会的混乱。因此，宪法效力的稳定性直接体现了宪法的秩序价值，使人们能够依据宪法的“提示”理解自己及他人行为的性质与后果，从而对未来的生活作出有效的预测、规划、安排，促进社会的有序化。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除了其内容和形式应具有稳定性即不轻易修改、变更外，其效力也必须保持稳定性，这是确保宪 政价值得以实现的一般前提条件。“一部有效的宪法可以引发人们对政治进程的稳定寄以期望的规则体系。稳定可行的宪法是社会稳定的制度和法律前提”[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