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相适应原则的横向比较探析

郭辉


　　德国学者迈耶按照刑事活动的阶段性讨论刑罚的根据。他将刑事活动分为刑的规定（立法阶段）、刑的量定（审判阶段）与行刑（执行阶段）三个阶段，并认为，在刑的规定阶段，刑罚的根据是报应，即“立法者对轻重不同的犯罪规定相应的轻重不同的法定刑，具有报应的意义”；在刑的量定阶段，刑罚的根据是维护法，即“法官审判时对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予以确定和量定刑罚，具有维护法律的规定与尊严的意义”；在刑罚的执行阶段，刑罚的根据是个别预防，亦即“行刑机关根据法律与政策对服刑人实行教育改造，使之复归社会，具有预防意义。”因此，迈耶实际上提出了一种立法与量刑以报应为根据，行刑以个别预防为根据的报应与个别预防结合论，他将这一理论称之为“分配理论”。
　　在英语国度，影响最大的一体论者是哈特，他提出了一种较为复杂的一体论模式。哈特认为，讨论刑罚的根据，首先应该将刑法的一般正当目的与刑罚的分配问题区分开来。前者是指为什么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刑罚是一种应该维护的好的制度，刑罚的分配是指个人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受刑罚惩罚以及应给其多重的刑罚。刑罚的一般正当目的是功利性的。立法者将某些行为规定为犯罪，是“为了向社会宣告，不得实施这些行为，并确保少发生这样的行为。”这便是把任何行为当作刑事违法行为的一般直接目的。即刑法的目的在于禁止与减少犯罪。刑法规范的适用、包括对什么人施加刑罚与施加多重的刑罚，是属于刑罚之分配的范畴。哈特虽认为刑罚的一般正当根据是功利，但主张报应对刑罚的分配的正当性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即刑罚的分配必须受制于因犯罪而施加与罪刑相适应的分配原则。哈特认为，只有以预防作为一般目的而又在分配上受制于报应的刑罚才是真正正当的刑罚。在刑罚的分配问题上，他不是持绝对的报应论，认为对刑罚的分配的限制应该只限于阻止无罪施罚与轻罪重罚，而不应排斥特定情况下的有罪不罚与重罪轻罚，即在刑罚是否施加的问题上，按报应要求只将刑罚施加于有罪者，避免基于功利的要求而可能出现刑及无辜，但是，当预防犯罪不需要发动刑罚时，可以不按报应的要求发动刑罚；在施加多重的刑罚问题上，要按报应的要求限制所分配的刑罚的上限亦即所分配的刑罚最重不得超过犯罪的严重性所允许的限度，但可以根据预防需要而分配轻于报应所决定的刑罚。在哈特的一体论中，决定哪些行为应作为刑罚惩罚的犯罪的根据是一般预防与个别预防，决定刑罚应在什么条件下发动与所分配的刑罚的份量的主要根据是报应，但一般预防与个别预防可以作为免除刑罚发动与减轻所分配的刑罚分量的根据。
　　美国学者帕克提出了报应限制功利模式，在他的一体论中，一般预防与报应决定着刑罚的发动与否，其相互间构成一种被限制的关系，个别预防对刑罚的发动与否不产生影响，但影响刑罚的分配量。由于篇幅所限，对于帕克的一体论模式不详细介绍，对于其他一些模式也不一一介绍。总之，不同的一体论者在报应与功利应该统一的某些问题上达成共识，但是他们在报应与功利应该如何统一问题上远未完全一致。虽然如此，自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一体论逐渐成为了刑事实践的指南，给予了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以巨大的影响。表现在立法上的影响包括：（一）刑罚目的多元化。在个别预防论占统治地位时的刑事立法只确认了个别预防的目的，至于一般预防与报应，则没有任何地位。受一体论的影响，英国内务部1977年发布的工作报告《刑事司法评论》虽然仍将个别预防作为刑罚的目的之一，但不但不再将其作为刑罚的惟一目的，而是将其作为了刑罚最次要的目的。美国1972年版《示范量刑法》还明确规定，“刑罚不得以复仇与报应为根据”，而在此后不久的美国联邦刑法改革草案之一中，刑国的目的便成了“该当、遏制犯罪、剥夺犯罪能力与康复”，从而将该当（报应）列为了刑罚的第一目的，而且将遏制亦即一般预防作为了比个别预防更为优先的刑罚目的。1996年俄罗斯刑法典第43条规定，“适用刑罚的目的在于恢复社会公正，以及改造被判刑人与预防新的犯罪发生。”在这条规定中，报应、个别预防与一般预防均被作为刑罚的目的行为得到了认可。（二）罚刑法定化。在个别预防论指导下，罪刑法定原则被抛弃，然而，报应强调法律是正义的栽体与判断正义与否的准则，一般预防要求刑罚具有确定性与通晓性，而法律是使刑罚确定而为众人所通晓的主要途径，因此罪刑法定是报应与一般预防的共同要求。随着一体论的得势，罪刑法定原则重受青睐。（三）罪刑均衡化或罪刑均衡与个别化相折衷。个别预防强调刑罚的份量取决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以刑罚个别化取代罪刑相适应原则。但是，一方面，罪刑相适应是报应论的精髓；另一方面，一般预防论也主张罪刑等比均衡是确保一般预防效果实现的前提，因此，随着以报应与一般预防为主要内容的一体论的得热，罪刑相适应原则重新得到了立法上的认可，刑罚个别化原则退居次要地位。1976年修订的芬兰刑法典第六章第一节补充规定，“刑罚应该与犯罪所涉及的损害与危险以及在犯罪中所表明的罪犯的罪过程度合理均衡地衡量。”1971年修订的瑞士刑法典第63条规定，“法官依行为人之罪责量刑。”这是报应限制功利的一体论模式立法上的反应。1976年修订的德国刑法典第46条规定，“犯罪的罪过（程度）应该是衡量判决的基础。但是，判决也应该考虑行为人将来的生活与行为的影响。
在抢劫罪与寻衅滋事罪中，“强拿硬要”靠谁边站


夏立彬



在抢劫罪与寻衅滋事罪中，“强拿硬要”靠谁边站


{基本案情}
被告人陶大树，男，1971年2月12日出生于浙江省泰顺县，汉族，初中文化，无业，住泰顺县三魁镇秀溪边村。
2001年2月7日6时40分左右，被告人陶大树在泰顺县三魁镇车站看到王某驾驶的三轮车里坐满了乘客，心里不舒服，便上前打王某三轮车车前的挡风玻璃，其手被玻璃刮伤。要求王某赔偿医疗费100元，否则是就殴打王某，王某无奈只好拿出80元人民币给陶大树。
2001年7月至2003年12月间，被告人陶大树在泰顺县三魁镇车站，殴打三轮车驾驶员或以殴打相威胁，先后有23次对11位三轮车驾驶员强拿硬要索取人民币10元、20元、50元不等，共计索取财物价值达3000余元。
{分歧意见}
　　对于陶大树的行为如何定性有两种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陶大树人的行为构成抢劫罪。理由是陶大树向三轮车驾驶员强拿硬要索取钱财，其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非常明显；客观上实施了以殴打相威胁等暴力行为，其行为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
　　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人陶大树的行为属于寻衅滋事。理由是陶大树在车站横行霸道，强拿硬要他人财物，干扰他人正常的经营活动，是危害公共秩序性质的行为。，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一、寻衅滋事罪与抢劫概念内涵的区别
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财物所有人、保管人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强行将财物拿走的行为。寻衅滋事罪是批在公共场所无事生非，起哄闹事，殴打伤害无辜，横行霸道，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而刑法第293条第3项把“强拿硬要－－－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规定为寻衅滋事罪。因此，寻衅滋事之“强拿硬要”与抢劫中暴力胁迫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比如行为人都有可能非法占有他人财物，都有可能采用一定的暴力、胁迫等方法，都有可能在客观上侵害了他人的人身权利和公私财产权利等。在司法实践中，有许多 “强拿硬要”的 寻衅滋事案件在定性上与抢劫极易混淆，要区分清楚“强拿硬要”是属于肆衅滋事，还是抢劫呢？应当依照犯罪构成要件和“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来把握，从而准确地界定两罪的界限。
二、抢劫罪与寻衅滋事罪界定标准
1、二者主观故意、犯罪目的不同。寻衅滋事( “强拿硬要” ) 行为人的主观故意表现为寻求刺激、蓄意生事、挑衅社会，“强拿硬要”行为是寻衅滋事的方式之一，其主要目的是耍弄威风，追求精神上的刺激，而非法占有他人财物是次要目的，只是被作为寻衅公共秩序的一种手段而已。抢劫罪的行为人的主观故意表现为以暴力控制或暴力威胁来占有财物。因此，占有财物才是其主要的、终极的目的，而暴力控制或暴力威胁则被作为一种手段。
2、二者的犯罪客体、犯罪地点不同。寻衅滋事“强拿硬要”所侵害的客体为社会公共秩序，其犯罪地点多发生在公共场所，行为表现为公然藐视法纪，向社会挑战，在公共场所以强制方法随意拿要他人的财物；抢劫所侵害的客体是公民的人身权和公私财产权，其犯罪地点多发生在偏僻处所。抢劫的行为人在强拿硬要他人财物时，一般顾忌被害人周围的人员，其不希望其抢劫行为被他人所见。而寻衅滋事的行为人不去顾忌被害人外周围的人员，他们看见与否均不影响其“强拿硬要”行为的实施。
3、二者客观方面的具体表现有所不同。(1)、占有财物的暴力强弱程度不同，寻衅滋事中“强拿硬要”，一般只用轻微的暴力或暴力威胁，一般没有实施抢劫行为所要求的严重侵犯人身权利方法和以立即实施暴力为内容的胁迫方法以及与暴力方法强度相当的其他方法来索取财物，被害人还是可以反抗或求救，不会有致人重伤或死亡危险；而抢劫的暴力或暴力威胁较大，通常会使用凶器，使得被害人一般无法反抗，反抗则有重伤或死亡的危险。(2)、占有财物的目标数额不同，寻衅滋事中“强拿硬要”一般只是“小拿小要”；抢劫中“强拿硬要”则以最大限度地获取财物为目的。(3)、从行为人与被害人的关系看，寻衅滋事“强拿硬要”的行为人与被害人可能认识，也可能不认识；抢劫行为人与被害人基本上是陌生的，被害人一般不知行为人的身份情况。　
　三、强拿硬要“他人财物”行为的定性

本案的被告人在泰顺县三魁镇车站看到王某驾驶的三轮车里坐满了乘客，心里不舒服，便上前打王某三轮车车前的挡风玻璃，是在公共场所无事生非，无理取闹的行为，因手被玻璃刮伤而强行要求王某赔偿医疗费，是用蛮不讲理的手段来强行索要他人财物，是蔑视社会主义道德和法制表现。其于 2001年7月至2003年12月间，在车站殴打三轮车驾驶员或以殴打相威胁，先后有23次对11位三轮车驾驶员强拿硬要索取财物，干扰他人正常的经营活动，扰乱公共场所正常的秩序，其行为符合寻衅滋事罪的特征。因此，被告人陶大树“强拿硬要”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

作者单位：浙江省泰顺县人民法院
2004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