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安全立法滞后与前瞻——从“吕科”事件谈起

沈木珠
　 人称巴蜀“网络天才”的吕科，因在河南北网信息工程公司AWE网络程序中安置逻辑炸弹及擅自取走原程序代码，而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被羁押46天后释放。这是因为我国刑法第二百八十六、二百七十六条规定及我国《计算机安全保护条例》（下简称《条例》）的规定，均不能适用吕科的这一特定行为，即按现行法律，吕科所为并不构成刑事犯罪；按现行法规，吕科的“破坏”也未达到受惩处的后果。其安置逻辑炸弹虽可导致北网开发的AWE软件瘫痪，然根据我国《软件产品管理暂行办法》也不能追究其责任。不过，法之不罪，并不说明吕科所为没有对计算机信息系统造成某种破坏或对信息系统的安全构成某种侵犯。我国《条例》第二条所解释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保护就包括了AWE之类的开发。这里，笔者并无丝毫认为吕科已触犯刑律的意思，笔者重视这一并未犯法的“无罪”事件，完全基于该事件对我国网络安全敲起了警钟，对网络立法提供了启示。

　 我国《条例》发布于1994年，一方面由于没法预计今日网络可能发生的破坏行为，另一方面由于受到传统立法之笼统、含糊的影响，数十条文竟无一具体适用今日之网络犯罪。该条例第一章总则第七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计算机信息系统从事危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公民合法利益的活动，不得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与其说是律条，不如说是一般号召。第四章法律责任第二十三———二十五条，虽有警告、罚款、刑事犯罪等说法，但没有一条能让安置逻辑炸弹的吕科对号入座。还有新刑法颁布于1997年，其中第二百七十六、二百八十六条虽有对妨碍公共信息犯罪的规定，但由于吕科的行为并未“后果严重”而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笔者以为，公共信息关系到我国互联网络和电子商务的发展，事属重大，故破坏计算机网络或信息系统安全的任何行为，一旦实施，则不论其造成的后果轻重，均需承担法律责任，其分别应在于是承担刑事责任还是民事责任而已。须知我国计算机网络基础建设十分薄弱，电子商务市场远未形成，鉴于国际网路和电子商务发展迅速的严峻形势，绝容不得任何国民或技术人员对网络或信息系统的任何“监守自盗”或毁灭性破坏。众多网络公司老总所说“这样的天才我们不敢用”，并非要挟，此风不刹，的确网无宁日。不难想象，如果中国的程序员都像吕科那样利用其程序设计或其他权利实施了某种破坏行为而不必承担责任，我国的网络和商务发展恐怕就要大受阻碍了。

　 其实，我国法律制裁不了吕科实施了的破坏行为，但是，社会责任、商业信用、职业道德却已对他作出了谴责。吕科受雇于北网公司，参与AWE项目开发，理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和一定的商业信用，这是起码的职业道德。姑且不论北网并未扣发吕科参与设计AWE的奖金，就是北网真的有不兑现AWE销售后其应得资金之企图，吕科也不应在此前擅自设置时间炸弹并告知其父，成为其父后来索金25万元的要挟，而且在炸弹限定时间的2000年3月1日之前并不见吕科任何解密或坦言置弹的行动。我国法律对于这类违反商业信用和职业道德的网络破坏行为，不管其是否造成严重后果，均应作出惩戒，这就是本文认为我国网络立法滞后的原因。鉴于我国信息系统管理之薄弱，国内法律国际游戏规则与不相吻合的局面，为保障21世纪我国网络经济的发展，网络安全的前瞻性立法，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网络安全的概念，包括了计算机信息系统和国际联网的安全保护，后者，公安部经国务院批准，于1997年12月发布了《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但与前者《条例》一样，偏重于一般性的行政管理、国家安全和治安处罚，两者的“法律责任”，也没有太大差别。前者危害计算机安全的事项只涉及计算机病毒，后者增加了对计算机信息网络功能进行删除、修改或增加对计算机信息网络中存储处理或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删除、修改、增加的两项活动。但是，触犯以上规定的，如无违法所得，仅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尽管末尾都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但何为构成犯罪行为？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没有明确规定。新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所指危害行为有轻重之分，法规似无厚薄之别，吕科及其事件就是在这种两者都管不着的情况下，退而按“劳资纠纷”处理的。

　 说我国网络安全立法滞后人们可能已经能够接受，但是，要求前瞻性立法，则可能备受指责，甚至认为是脱离现实的天方夜谭。的确，立法前瞻并非易事，然也不是绝无可能。美国二百多年前的宪法就颇具前瞻性，仅其关于司法的规定就使最高法院开创了美国司法进步数百年的基业。当前，网络安全立法并非瞎子摸象，而是有诸多国际立法可供参考，更有各国司法实践可供研究。笔者认为，当前网络安全法必须考虑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加强打击网络犯罪的力度。众所周知，电子商务是21世纪贸易的主导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为了掌握国际电子商务的主动权，更在律法的制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意图左右国际电子商务的立法，克林顿甚至邀请著名黑客到白宫商议网络犯罪问题。这是因为他们深知网络安全保护是一个国家电子商务发展的轴心。我国电子商务起步并不太晚，技术也非落后，但是发展却十分缓慢。以1999年为例，财政部公布的交易额仅5500万元，大约为美国的数万分之一。这除了与我国计算机普及率低，信息网络系统设施相对落后，以及网上税收、保险、合同效力等规范不到位外，电子支付与金融管理、信息系统及个人隐私保护等网络安全问题缺乏保障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而我国电子证据、电子签名效力之含糊，也无不制约着企业和个人进入电子商务的信心。兼之想到国际“黑客”、国内“黑手”随时可能侵袭计算机信息系统，年轻一代程序员之缺乏职业道德等，无不使电子商务的主体———企业和服务商望而生畏。当法律对这一切束手无策，当网络程序破坏行为只是轻微的治安警告或因有不当收入才加5000元罚款的时候，立法的滞后对电子商务发展的限制便是可以理解的了。

　 其次，建立加密解密的法律规范。随着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及网络并导致巨额损失的事件不断发生，如何利用加密技术以保护网络和交易安全，近年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关切的焦点。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为此制订了资讯系统安全准则，美国《全球电子商务框架》也提出与OECD合作建立更安全的全球资讯网络（GII）系统。然我国有关计算机信息系统和网络安全法规却至今尚未对加密解密标准和制度作出规定，而各国电子商务法尽管规定加密技术方案不一，但对于采用加密技术提高网路安全系统的认识却是基本一致，特别在以法律手段消除各种不确定因素，建立消费者信心，促进市场成长这一点上，几乎没有异议。

　 第三，加强网络个人资料隐私权保护。随着网络传输技术的发展，个人资料被窃取、泄露成为消费者或网络使用人当前最为关心的问题。特别是美国在线（AOL）公司因为不当将其订户资料透露给海军，导致一名同性恋倾向的订户遭受海军的撤职处分之后，这种关心转变为担忧。事实上消费者的担忧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网络上使用最广泛的全球资讯网中，凡使用浏览器都面临一种功能，这种功能使网站能够了解使用者的相关资料而消费者却无法拒绝，也无法删除该项功能。对此，美国除加强司法对个人稳私的保护之外，还特别发起业者自律的运动，要求网站宣示对所有到访网友个人资料严守秘密。

　 我国法律对隐私权保护迄今没有任何规定，对网络个人资料更未明确相应的保护。宪法第四十条虽规定“公民的通讯自由和通讯秘密受法律的保护”，但此项并不明确包括网络上的个人资料或隐私。因此，在网络利用日趋便捷，网络资料储存交换日渐普及的今天，消费者的个人资料如何保护，服务商对取得的个人资料应如何利用和流通，是我国网络立法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但由于我国宪法中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名誉和人格尊严均不包括隐私权，网络个人资讯和隐私保护的立法所涉问题更为广泛，阻力也更大。然互联网络超越时空的特点却时刻提醒我们必须重视与国际立法趋同的取向。在这个问题上，我国台湾地区已于1995年8月订立了《电脑处理个人资料保护法》，并于次年发布施行细则，对网络个人资料的取得与利用等作出详细规定。欧洲共同市场理事会为统一规范其会员国对个人资料的保护，也于1995年10月通过了自动处理个人资料保护公约，并于11月通过欧市保护个人资料的指令。美国则早于1974年就订立了隐私法，并于1986年订立了《电子通讯隐私法案》，近年，虽没有特别针对网络个人资料保护加以规范，但通过一系列的判决和过去的立法，保护了民众的隐私权及个人资料的安全，如美国海军对该同性恋倾向官员的撤职处分就为美国法官所禁止。

　 随着科学的进步，事物的发展，网络安全立法的前瞻，应当充分顾及网络的特点。如防止信息系统作案犯罪，要考虑到网络无界无域；设立电子签名和电子支付，要考虑到计算机电子数据的无纸化交流与存储；建立电子认证与审查机制，要考虑到市场虚拟、商家信誉及国民对电子交易的忧虑等问题。如广东省制定《对外贸易实施电子数据交换暂行规定》规定了电子数据服务中心应有收到报文和被提取报文的回应和记录，以及发生争议时以该中心提供信息为准等，就是考虑网络特点和国家现状立法的一个例子。还有北京，上海等地方电子商务法规也都为提高电子交易的安全系数作出了努力。

宣威市煤炭生产引发矛盾纠纷和热点问题分析

周福昌 朱真理


近年来随着国家推进经济发展的各项措施的进一步落实，全国对煤炭的需求前所未有的扩大，带动了煤炭产业的高速发展，因煤炭生产引发的矛盾纠纷和热点问题也呈现增多的趋势。
宣威市位于云南省东北部，总面积6069.88平方公里，辖22个乡镇、4个街道办事处，共有331个村委会、25个居委会，全市总人口1411295人，境内自然资源丰富，已探明煤炭储量达21.8亿吨，是全国100个重点产煤县（市）之一。自2005年以来，宣威全市每年生产原煤1000万吨左右，实现工业产值以近30%的比例增长，煤炭产业成为引领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宣威绝大部分乡镇都蕴藏有煤炭资源，其中倘塘、来宾、龙场、龙潭、田坝、文兴、东山、海岱、乐丰、宝山、羊场、双河、杨柳、格宜等乡镇储量较大，截止2006年底全市共有煤矿201矿224井，分布于上述乡镇。煤炭资源储藏覆盖面大，煤炭生产企业分布也较为分散，与群众农业生产区、生活区纵横交错，部分煤矿地处村庄附近甚至村庄中心区域，绝大部分煤矿生产企业都不同程度与当地群众存在着矛盾纠纷，当矛盾激化得不到及时妥善处理的时候，就会形成热点问题，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
一、因煤炭生产引发矛盾纠纷和热点问题的原因
在年初，宣威市公安局组织对全市的热点隐患进行排查，共排查出热点隐患问题223起，其中涉及煤炭生产的共82起，占所排查热点隐患的36.8%。由以上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因煤炭生产引发的矛盾纠纷和热点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当前社会政治、治安稳定的重要因素。
（一）间接原因
这种间接原因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与煤炭产业发展相适应，资源配置、资源收益分配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给群众传统的经营方式、分配方式带来了冲击。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对能源的巨大需求，煤炭产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走上集约化、规模化的生产模式，资源收益分配与技术、资金、风险等因素联系，煤炭企业和业主的收入进一步增加。但群众受“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传统观念影响至深，简单的认为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在资源配置上应该“见者有份”，在资源收益分配上应该“普惠大众”，作为资源蕴藏地的农村集体和煤炭企业、当地群众和经营业主是利益共同体，享有同等权利。但农村集体与煤炭企业、当地群众与经营业主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客观存在。
二是群众法律意识增强，但法治参与能力低下。随着国家法律宣传力度的进一步加强，社会信息的公开性、开放性、流通性进一步增强，群众的法律意识也随之增强。但对法律的理解更多的是停留在社会面上，停留在对条款性法律知识的掌握上。作为一种社会调整工具，法律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其调整的目的是维持一种社会的动态平衡。但作为一个有着较强农业传统、发展中的县级市，三个方面的原因制约着群众的法治参与水平。一方面，群众的法律实践机会少，在法律的运用上存在着较大的功利性，在法律调整范畴内对自己有用的就积极运用，通过调整有损于自身利益的则会忽略不见。另一方面，宗法、血亲关系等传统思想对群众影响至深，许多问题的解决存在着依赖族人、依赖自己人的思想，而法律作为社会调整的“第三方”，群众则持观望、怀疑态度。再一方面，现行法律在实践中强调“有限打击、限制打击”，部分群众因此片面认为“法不责众”，与其他人纠集在一起“闹”一下没有多大关系，以致产生在宗族、亲戚中盲目从众的心理。
三是职能部门之间协调沟通不够，信息不畅，未及时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因煤炭生产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是任何人、任何部门无法回避的，但这些问题涉及煤炭、安监、国土、水务、电力等部门，各部门往往只能按职责分工解决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的问题，而其他问题则需要找其他部门解决；各部门在煤炭生产的不同环节执法权限不一，即使是同一部法律、同一条款也存在理解不一的问题，部门和人员差异也直接影响到群众所反映的问题的判断，执法环节上存在一定的偏差，这在客观上影响到解决问题的权威性，极易引起群众的误解；极少数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不重视，互相推诿扯皮，致使群众反映的问题得不到落实，群众的实际困难长期得不到解决，引起群众的不满；甚至个别部门和工作人员把“久拖不决”作为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以致群众反映问题“久拖未决”，失信于民，加剧群众的不满情绪。
四是受利益驱使，极少数人煽动、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把一般问题推动、升级、转化为热点问题，以给另一方当事人施加压力，给职能部门和工作人员施加压力。煤炭生产对地理环境和群众生产生活的负面影响是客观存在的，群众的不满情绪也是客观存在的，但这种不满情绪往往被极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通过推动问题升级转化，向相关方施加压力，实现牟取个人私利的目的。
（二）直接原因
这实际上是煤炭生产给群众生产、生活带来的若干不利影响的具体表现，也是群众以多种方式所要表达、需要解决的利益诉求。在宣威，这种煤炭生产给群众生产、生活造成的破坏主要表现在八个方面。
一是引起地质变化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环境。因煤炭生产引起矿区周围地表下陷、地基下沉、地下水位下降，以及塌方、山体滑坡等地质变化，造成水资源的枯竭影响群众正常的人畜饮水、生产生活用水，造成住房开裂影响群众正常居住，造成道路下沉、中断影响群众正常通行等等。在宣威所排查出的83起涉煤矛盾纠纷和热点问题中，涉及水源枯竭和地基下沉、住房、畜圈开裂的有70余起，可见这一类问题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二是污染生态环境。在煤矿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的污水、烟尘和垃圾，由于普遍存在环保治理投入严重不足的问题，煤炭生产企业成为重要的环境污染源，给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环境造成污染，引发一系列矛盾。在排查出的涉煤热点问题中，涉及到环境污染的11起。
三是占用群众耕地、林地。煤炭企业在正常的生产过程中，煤炭的堆积、转移以及生产附属物的集中堆积，通常会占用部分土地，与煤矿附近的居民产生较多的矛盾。在排查出的涉煤热点问题中，涉及到占用群众耕地、林地的11起。
四是传统观念在煤炭生产过程中受到冲击。认为煤炭生产影响到住宅、坟地的风水。这一类问题相对较少，但仍然时有发生。
五是道路损坏。由于大量拉煤的重车对路面的辗压，造成路面的破损引发矛盾纠纷。在排查出的涉煤热点问题中，涉及道路破坏的5起。
六是煤炭开采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部门群众因煤价上涨，经济收入偏低而增收困难，买不起生产、生活用煤，因而对煤矿产生抵触情绪。在年初排查的涉煤热点隐患中，涉及煤价上涨，造成群众用煤困难的5起。
七是矿产资源争夺。有证合法煤矿的理论上的四至界限拐点座标清楚，但在实际的井下生产过程中又犬牙交错，难以分清，而在煤炭生产的高额利润之下，相关各方都不愿妥协引起纠纷。在今年年初排查出的热点隐患中，涉及矿产资源争夺的2起。
八是经济利益受到损害。特别是对一些通过投入巨额资金，通过正常渠道已办理了合法有效证件，但根据有关政策又必须关停的煤炭生产企业，投资人员认为自己本钱尚未找回就被关停蒙受巨大损失因而心生不满。1月18日，宝山镇人民政府按照上级政府的指令炸毁关停4口不合格井时，复兴煤矿张天宇井口的矿主认为自己投资太大，现在关停将会给自己造成巨大损失，以致出现阻挠政府关停的行为，并扬言到上级部门上访。
通过调查发现，一旦矿群矛盾凸现出来，上述八个方面的问题会随着矛盾的激化和加剧被人为捆绑，要求形成“一揽子”协议一次性解决。
二、矛盾纠纷和热点问题的具体表现形式
这实际上是群众在涉煤矛盾纠纷中表达合理合法诉求的方式，从大的方面来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聚众上访。对与煤矿存在的矛盾纠纷，群众一般都会先向煤矿方反映，煤矿方一般也能够承认己方的生产活动对煤矿周边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也愿意本着互谅互让、协商一致的原则解决，但双方在解决条件上存在的差距较大，在解决途径上也存在着相互摸底、试探的态度，以致不可能一次性解决。极个别人就会利用这一过程煽动、组织群众到党委、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上访。这在煤炭生产引发的热点问题中表现得比较突出。在今年年初排查出的涉煤热点问题中，存在上访隐患的达27起。
二是扰乱煤炭生产企业正常的生产秩序。在自愿协商、反映解决未果的情况下，极个别人就会利用群众的从众心理，煽动、组织群众切断运输道路、围堵矿区，聚众打砸生产设施、设备，以群体行为方式切断电源、毁坏设备，甚至封堵井口或向正在生产的井内灌水，严重危及煤矿正常生产秩序和井下生产工人的生命安全，造成重大安全事故隐患。如在3月份，倘塘镇旧堡村委会徐家村村民以高家冲煤矿煤炭生产造成当地水资源枯竭、水质受污染、地表下沉、导致房屋开裂为由，聚集100余人切断煤矿必经的运煤公路，致使煤矿停产半个多月。
三是聚众斗殴。这通常发生在矿群双方解决条件分歧过大，双方感到已无协商解决的可能性，或群众以非法手段表达合法合理诉求，并给矿方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况下，矿方会纠集生产工人，通过“以暴制暴”的方式制造一种“逼人太甚，忍无可忍”的氛围，这既是向职能部门施加压力的一种方式，又是向群众作出解决问题的一种姿态，但通常会随着事态的激化失控，造成重大损失。
上述表现形式呈现一种递进关系，会随着矛盾的加剧逐渐出现，甚至在同一阶段会出现多种表现形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推动矛盾的升级转化。
三、矛盾纠纷和热点问题特点和规律
（一）参与人员多。由煤矿生产经营中造成的实际问题，给周边村民的生产、生活造成诸多不利影响，从而引发诸多矛盾纠纷，矛盾纠纷参与人员较多。在矛盾的起始阶段，会利用人们对弱者普遍同情的心理，多以老年人、妇女为主，随着矛盾的加剧，其他群众也会参与其中，村民、村民小组长参与，甚至有少数的村委会干部也参与其中，以营造“同仇敌忾”、表达集体意愿的氛围。
（二）持续时间长，呈“全天候”形势，但反映问题有一定的季节性。春季气候较干燥，煤矿附近多数地方生活用水困难，矛盾多集中在生活用水及土地纠纷等方面；夏季是雨季，村民主要反映因地质变化引起地表塌陷、地基下沉、房屋开裂等问题；冬季正逢用电高峰区，同时也是农闲时节，在出现线路故障或供电负荷超过限定值时矛盾集中在用电问题上，群众也会利用这段时间上访用地、房屋等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如羊场镇的煤矿属于多煤层开采，煤层上覆岩层遭多次破坏，地表下沉与变形范围大、持续时间长，对地面建筑造成严重反复破坏，特别是座落在顺层滑坡、山体上的民宅所受影响更大，但因涉及人员多，安置难度大以致长期得不到解决，已连续多年发生群众上访。
（三）行为复杂。上访、围堵、打砸、斗殴、破坏生产经营等行为同时存在。在极少数人的操作、利用之下，大部分群众存在一定程度的投机心理，这些表达方式具有较大的破坏性，会给群众和各职能部门的工作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具有不同程度的违法性。
（四）处置难度大。由于参与人员多，持续时间长，行为复杂，且呈现出一定的反复性，在处置时机上把握比较困难，且在处置后续工作中多转化为经济补偿，但在赔偿额度上煤炭企业和群众之间分歧较大，处置工作中存在一定困难。
四、预防和处置决策建议
（一）各级党委、政府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解决煤炭生产采矿引发的矛盾纠纷和热点问题，当地党委、政府起决定性作用。党委、政府一定要提高认识，把做好因煤炭生产引发的矛盾纠纷和热点问题作为维护社会政治和治安稳定，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来做，不仅要重视经济发展问题，保护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还要重视民生问题,认真倾听群众的合法合理的利益诉求，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
（二）加强应急机制建设，建立和完善处置预案。要在认真分析研究煤炭生产的特殊性，引起问题的多发性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由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各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的处置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完善处理突发事件预案，强化处突力量建设，日常加强合成演练和值班备勤工作，发生突发事件时快速反应、及时处置，有效控制事态，把事件给企业和群众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
（三）做好情报信息收集工作，及时有效预警。建立覆盖全市的情报信息网，增强情报信息为现实斗争服务的能力；在各部门之间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促进各部门之间的情报信息交流，进行情报信息的综合研判，对有可能形成矛盾纠纷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要提前介入，及时掌握第一手的真实情况，为党委、政府决策发挥参谋预警作用，争取把消灭在萌芽状态。
（四）各职能部门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本着为群众谋利益的观念，正确对待群众反映的问题，对合理的要求，属于本部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事情尽快落实解决，本部门不能解决的，向党委、政府汇报，行求解决途径。对不合理的要求，也要明确给出答复；积极主动做好煤矿附近村民的安稳工作，在事件还没有发展严重时，把村民的工作做好以免引发上访，甚至引起群体事件的发生。
（五）把解决涉煤问题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工作来做。党委、政府要利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手段引导企业还利于民，确实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让企业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为当地群众解决一定的实际困难。
（六）坚持广泛教育、个别打击的原则，区别对待广大群众和个别违法人员。对正确表达自己的合法合理利益诉求的群众认真听取意见和建议，并及时给予解决；对不明真相、受到利用参与的群众，要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工作，使其充分认识到以非法方式表达合理合法诉求的行为，同样是非法行为，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为谋取个人利益而“煽阴风、点鬼火”，挑起群体性事件的人，坚决依法打击处理，充分体现法律的严肃性，维护法律的尊严。

（作者：周福昌,云南省曲靖市公安局副局长、宣威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公安局局长；朱真理，云南省宣威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