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陇南市人民政府


关于修改陇南市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项目竣工验收管理办法的决定

陇政发〔2009〕130号


市政府决定对《陇南市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项目竣工验收管理办法》（陇政办发[2009]180号）做如下修改：

一、删去第十九条第二款。

二、删去第二十一条。

三、将第二十二条修改为“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有效期满自动失效。”

同时，对条文的顺序做了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陇南市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项目竣工验收管理办法》根据本决定做相应修改，现重新公布。

附：《陇南市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项目竣工验收管理办法》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陇南市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项目竣工验收管理办法



（2009年9月23日印发，根据2009年12月30日《陇南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陇南市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项目竣工验收管理办法的决定》修改）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项目管理，规范项目竣工验收程序，促进恢复重建项目及时投产运营，提高工程质量和投资效益，依据《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管理的通知》、原国家计委《建设项目（工程）竣工验收办法》、《甘肃省地震灾后重建项目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陇南市境内的由市、县（区）两级直接管理实施的全部或部分使用中央、省级财政资金、社会捐助资金、对口援助资金或国家融资的灾后恢复重建项目。　　

第三条 省、市、县（区）投资主管部门是全市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项目竣工验收工作的主管部门。

竣工验收实行谁审批谁组织验收的原则；市、县（区）主管部门可接受上级主管部门授权或委托负责其审批项目的验收，验收结果报上级授权或委托部门备案。

第四条 建设、设计、施工和监理等单位应从前期工作准备阶段开始系统、全面、完整地积累各项原始资料。

第二章 竣工验收的依据

第五条　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项目竣工验收的主要依据是：

（一）上级部门批准的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年度实施计划；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设计变更、概算调整通知；项目申请文件、开工报告及其它有关审查、修改、调整的文件；

（二）施工图纸、设备技术说明书；

（三）现行施工技术规范和验收规范；

（四）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重要设备、材料招标、投标文件及其合同。

第三章　竣工验收条件

第六条　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项目的竣工验收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已按批准的设计要求建成，能够投入使用；

（二）工程结算和竣工决算已经通过有关部门审计或审核；

（三）设计和施工质量已经通过质量监督部门检验并做出肯定性结论；

（四）环境保护、消防、劳动安全、卫生设施等按国家规定标准和设计要求与主体工程同时建成使用，达到了国家规定的要求，并通过主管部门专项验收；

（五）建设项目用地已通过土地管理部门核查；

（六）建设项目档案资料齐全、完整，符合国家有关建设项目档案验收规定；

（七）生产性项目的主要工艺设备和配套设施经联动负荷试车合格，形成生产能力，能够生产出设计文件所规定的产品，生产准备工作基本符合投产的需要；

（八）施工单位已签署工程质量保修书；

（九）建设单位已按合同约定结算工程款；

（十）交清了相关税费，未拖欠农民工工资，并可提供出证据资料。

第七条　基本符合竣工验收条件，仅有零星土建工程和少数非主要设备未按设计规定的内容全部建成，但不影响使用或投产，也可办理竣工验收手续，但对未完成工程应按设计安排投资，限期完成。

第八条　工程全部完工并基本符合验收条件后，因不可抗拒因素或其他客观原因不能及时开展竣工验收的，由建设单位提出申请，经验收主管部门批准，可以适当延长验收期限，但延长期一般不得超过六个月。

第四章　竣工验收准备

第九条　竣工验收前，项目法人（建设单位）或项目代建单位应做好下列准备工作：

（一）组织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按照《竣工图编制要求》编制工程竣工图；

（二）按照《竣工财务决算编制要求》认真编制竣工财务决算报告，并切实做好各项财务、物资以及债权债务的清理工作；

（三）按照有关批准的设计文件内容逐项进行系统整理，列出交付使用财产清单，对于需要核销的工程，要办理核销手续；

（四）工程质量、设计质量及主要设备质量报有关部门进行了专项鉴定；

（五）环境保护、劳动保障、安全生产、卫生、消防、档案、水资源、气象和土地使用等按相关规定办理了专项验收或确认；对专项验收或确认不符合验收标准的部分，须明确完善的具体内容，在正式验收前予以完善；

（六）项目建设单位或项目代建单位组织开展了自验工作，并编制完成了以下报告：建设单位或项目代建单位关于工程竣工自验综合报告；设计单位关于工程设计情况的报告；施工单位（总包单位）关于工程施工情况的报告；监理单位关于工程监理情况的报告；质量监督部门关于工程质量检查评定报告。

第五章　竣工验收职责划分

第十条　列入灾后恢复重建年度实施计划的各类项目必须履行竣工验收程序。

竣工验收在建设单位或项目代建单位自验的基础上由审批单位组织一次性验收。

第十一条　总投资在300万元及以下的县区属恢复重建项目由县区投资主管部门组织相关业务部门、单位验收；总投资在1000万元以下的市直单位恢复重建项目及总投资在300-1000万元之间的县区属恢复重建项目由市投资主管部门组织相关业务部门、单位验收；总投资在1000万元及以上的市、县区属恢复重建项目由建设单位或项目代建单位提出验收申请报告，逐级上报省级审批部门申请验收，省级审批部门授权或委托下级主管部门验收的，下级主管部门应认真履行职责。

第十二条 为了提高验收工作效率，对于量大面宽的乡镇卫生院、派出所、司法所、人民法庭、村级公共服务场所及总投资在100万元以下的其他灾后恢复重建项目采取填表验收的办法。参与验收的各相关部门根据项目建设实施情况，实事求是的在相关栏目加注验收意见，主持验收部门综合各部门意见提出竣工验收结论。

第六章 竣工验收程序

第十三条　竣工验收工作程序：

（一）由建设单位或项目代建单位向主持竣工验收的部门提交竣工验收申请报告及竣工自验相关材料，主持验收的部门在接到申请报告后15日内与有关单位协商，确定验收时间、地点及验收工作组成员单位，分发竣工自验材料；

（二）赴现场查看、核实相关验收内容；

（三）召开竣工验收工作会议，听取相关汇报，做出验收结论；

（四）验收中如发现项目存在较大问题，建设单位或项目代建单位应按照验收会议的要求和意见进行整改；整改完成后再次召开验收会议讨论是否通过验收。

第七章　竣工验收机构及其职责

第十四条　竣工验收由主持验收的部门成立竣工验收工作组开展。工作组设组长一名，由主持验收部门的负责人担任，副组长若干名。

竣工验收工作组一般应由发展改革、建设、审计、财政、国资委、环保、消防、劳动保障、安全生产、卫生、国土、气象、档案、统计、质量监督等单位的代表和工程技术专家、概算预算专家组成。

项目建设、勘察、设计、施工和监理等单位作为被验收单位不参加验收工作组。

第十五条　竣工验收工作组的主要职责：

（一）听取建设、勘察、设计、施工和监理单位竣工情况报告；

（二）检查土建、安装工程质量和设备运行情况，听取工程质量鉴定意见；

（三）检查项目工程结算、竣工决算编制情况，听取有关部门审计意见；

（四）研究解决工程建设遗留问题和试运行期间发现的新问题，提出处理意见；

（五）检查环境保护、劳动保障、安全生产、卫生、消防措施执行情况、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和气候条件论证资料、竣工验收档案资料是否达到验收要求；

（六）确定尾工清单、完成期限、责任单位；

（七）起草并讨论通过竣工验收鉴定书。

第十六条　竣工验收工作组通过的《竣工验收鉴定书》在15日内分送主持验收单位、业务主管部门、建设和档案管理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

第八章 固定资产移交

第十七条　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固定资产移交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固定资产移交由项目法人（建设单位）或项目代建单位、施工、设计、监理单位组成的交接小组负责，项目主管部门派有关负责人参加并担任组长；

（二）交接小组根据批准文件和竣工图，对项目交付使用财产逐项核查，交接小组确认后办理项目固定资产交接签证手续；

（三）项目法人（建设单位）应在通过验收后15日内办理项目固定资产转账手续，需要纳入国有资产管理的，应到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办理国有资产变动产权登记，纳入国有资产管理。

第十八条 工程竣工验收后六个月内，项目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有关规定，建立健全项目档案，并移交档案管理部门。

第九章　罚则

第十九条 未经竣工验收的项目，财政部门不得拨付尾欠工程款。

验收之后在规定的时限内不办理固定资产移交手续、不向档案管理部门移交档案资料的处以1-2万元罚款，罚没金上交国库。

故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按照《劳动合同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进行处罚，罚没金上交国库。

第十章　附则

第二十条　对口援建（包括深圳对口援建、省内对口支援、其他社会援助）、世行贷款、红十字会、特殊党费、慈善总会等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项目的竣工验收，有特别规定的从其规定，无特别规定的按照本办法执行。

企业利用自有资金实施的灾后恢复重建项目由企业自行组织竣工验收。

城乡居民住房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竣工验收办法由主管部门另行制定。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有效期满自动失效。





刑事诉讼质证制度研究

芦志锋


[内容提要] 本文首先对质证法律关系和质证制度作了局部的剖析，并对质证在刑事诉讼中的功能以及影响其功能发挥的情形作了初步的探讨，最后本文还对我国质证制度的现状作了一些分析，希望能为我国质证制度的完善尽一点微薄之力。
[关键字] 质证法律关系 质证的功能 诉讼环境

质证，是指在庭审过程中由控辩双方对诉讼证据采取说明、反驳以及交叉询问等形式进行质询，以确认其证明力大小的诉讼活动。关于质证，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7条有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除此之外，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8条又进一步规定：“证据必须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否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上述法律规定表明，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质证制度将最终成为我国刑事审判过程中用以审查、核实证据的基本手段。同时基于质证制度在诉讼程序中的重要地位，该制度的确立还必将引发相关的诉讼制度乃至司法体制的变革，因此实有探讨的必要。

一、质证制度的基本原理——质证法律关系

法律制度一经确立后，即在相关领域形成了特定的法律关系。质证制度一经确立后，就在控辩双方及相关的证人、鉴定人等接受质询的人之间形成了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对该种程序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我们不妨称其为质证法律关系。由于法律关系是法律制度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化，因此通过对质证法律关系的剖析，能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这一制度的本质。
对于一切法律关系而言，其都不外乎由主体、客体和内容三要件构成，质证法律关系也不能例外。因此，对质证法律关系的认识也就是对其所含的诸构成要件的认识——
（一）关于质证法律关系的主体。在质证活动中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是质证法律关系的主体。其范围包括：1、检察官和当事人。检察官在提起刑事诉讼后即代表国家对犯罪行使追诉权，对被告人是否有罪有证明责任。因此，检察官必须通过对各类证据进行质证，合理排除被告人无罪的所有疑点。当事人是指与案件的审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我国刑事诉讼规定的当事人包括被告人、被害人、自诉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和被告。由于当事人与诉讼的结果有最终的利害关系，因此，当事人对诉讼的核心问题——诉讼证据应有质证的权利。2、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有根据事实和法律，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应当减轻、免除处罚的责任，因此通过质证排除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是辩护人维护被告人权利的重要手段。诉讼代理人受当事人委托参加诉讼，在受托范围内为维护委托人的利益，也应有质证的权利。此外，由于质证是一项对法律专业和诉讼技能要求较高的诉讼活动，因此，对于大多数当事人而言，要进行有效的质证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作为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的律师实际上在质证活动中要发挥比当事人更大的作用。3、接受质证的人。在以人证作为证据方法的场合，提供证词的证人、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是接受质证的人；如以鉴定结论、勘验笔录作为证据的，鉴定人、勘验人是接受质证的人；如以物作为证据方法的，负责收集物证的侦查人员以及物的所有人、保管人、持有人等与证物有关的人均有可能是接受质证的人；如以书证、视听资料作为证据的，收集证据的侦查人员、以及该书证、视听资料本身的制作者及其他等与证据相关的人员是接受质证的人。
对于未成年人能否成为质证的主体，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由于未成年人能够在其认知范围内作证，因此，在其作证的范围内应当有接受质询的义务。如果未成年人作为被告人的，由于法律同样赋予其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因此，其应有对证人及相关人员就证据问题进行质询的权利。
对于上述人员作为质证法律关系的主体在理论上应不会有太大的争议，争议主要体现在审判人员能否作为质证的主体。对此，要从质证的本质和审判人员的职责进行分析。质证在本质上是运用质询、辩论等对抗的方式来揭示证据证明力的活动，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说服审判人员采纳某一证据为判决的依据。审判人员的职责是对于质证的结果进行“认证”，即确认某一证据的证明作用。在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也会就证据的某些问题进行发问，但是这只能是“认证”权的延伸，其范围只限在控辩双方在质证的范围内，未能表述清楚，或者审判人员未能听清的内容。审判人员在证据调查过程中，应避免因频繁的发问使自己卷入双方所争执的问题，这也是裁判权中立性的要求。尽管审判人员不是质证的主体，但是其对质证活动应有监督权和指挥权，以确保庭审活动有序、高效地进行。
（二）关于质证法律关系的客体。以诉讼的角度观之，质证法律关系的客体也即是质证这一诉讼活动的诉讼标的。对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而言，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是本案的诉讼标的。但对于质证这一特定的诉讼活动而言，其诉讼标的就是特定的，即：某项证据资料在诉讼中的证明力。通常情况下，凡是法律规定能够作为证据资料的，都必须经过质证才能确定其证明力大小，并作为裁判的依据。对此存在例外的情况是：某些常识、显而易见的事实、可以根据已知的事实简单推理得出的结论等，无须经过质证就可以被裁判所采纳。此外，根据我国证据学的通说，诉讼证据必须同时具备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三性才能作为裁判的依据，因此，证据资料的证明力大小应由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所决定。因此，综上所述，所谓质证法律关系的客体就是法律规定必须经过质证的证据资料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
（三）质证法律关系的内容。所谓质证法律关系的内容就是控辩双方和接受质询的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这种权利义务关系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一方主体在行使质证权利的同时也就是另一方主体履行受质问义务的过程。这种权利义务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诉讼主体之间：
首先，在控辩双方和证人之间是质询和受质询的关系。通常情况下，受质询的人有回答控辩双方提问的义务，除非法律规定，其有权对特定问题拒绝回答；其次，对控辩双方而言，同时有对对方进行质证的权利和回答对方质询的义务，但是，如果是被告人本人参加质证的话，受刑事诉讼法和证据法某些基本规则的约束，这种权利义务就有一些例外的情形。例如：当被告人受到“无须自证其罪原则”的保护时，被告人对于那些可能会给其本人带来不利的后果的问题就可以拒绝回答。

二、质证制度在不同诉讼环境中的作用

质证最基本的功能首先在于，通过质证能促使诉讼的双方当事人积极参与案件的审理活动，有利于审判员迅速查明事实，为下一阶段正确适用法律作好准备。其次，通过质证能促进社会纠纷的解决。无论是刑事诉讼还是民事诉讼，其本质上都是社会纠纷的表现。诉讼的重要功能就在于化解各类有可能引起剧烈冲突的社会纠纷，以维持社会的稳定。因此，诉讼进行的方式就直接关系到纠纷能否被妥善的解决。对此，质证制度有着天然的优势。通过设计良好的质证制度，使双方当事人在诉讼的核心问题——证据问题上平等地发挥作用，既使是败诉者，对诉讼的结果也较能信服。第三，通过质证，审判人员用以制作判决的依据将更多地建立在双方当事人质证的结果上，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审判人员在审核证据上的主观臆断，这将使判决更容易获得社会的认可。
然而，在不同的诉讼环境，质证制度所能够发挥的作用是不尽相同的。
在传统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负责审判的法官对于证据的调查、审核拥有较大的职权，不仅调查证据的顺序、范围、方法，全由法院全权决定，而且关于何种证据证明何种事项，以及应提出的证据、应传唤的证人、鉴定人，也由法院决定。同时，对证人、鉴定人的询问，也由法院决定。甚至在起诉后，或在调查证据过程中，不仅关于是否有必要补充收集证据，由法院决定，而且法院在认为必要时，可直接收集证据。 在职权主义诉讼中，审判人员可以通过积极的调查取证，以掌握案情，质证制度的作用很容易就被削弱、甚至忽视了。相反的，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审判人员相对于案件的当事人处于超然的地位，调查证据的权利义务，全属于当事人。在庭审活动中，诉讼的双方积极地通过交叉询问的方式，对包括证人证言在内的各类证据进行展示和质疑，陪审团成员和法官则通过法庭审理而逐步接触、了解整个案情，并形成自己的心证。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以交叉询问为主要方式的质证制度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余地。
此外，在法定证据制度和自由心证证据制度下，质证的作用也不仅相同。根据法定证据制度理论，每一种具有一定特征的证据，其证明力在一切案件中都是永恒不变的，因此，可以预先用法律规定各种具有不同特点的证据的证明力，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不必分析和判断本案各种证据的真实程度和它的证明力大小，唯一的职责就是按照法律预先规定的各种证据可靠性的百分比，机械地计算和评价本案的各种证据，并且据此认定案件事实。 由于法定证据制度预先规定了各类证据的证明力大小，因此，对证据的审查、判断主要是围绕着证据的种类展开，因为区分了证据的种类，也就辨明了各证据证明力的大小。由此，质证的范围受到很大的限制。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伴随着辩论式诉讼取代纠问式诉讼所取代，在证据制度上也实现了从法定证据制度向自由心证证据制度的转变。在自由心证证据制度下，法律对证据的取舍和证据的证明力不预先加以机械的规定，而由法官、陪审员根据自己的良心、理性自由判断以形成确信。因此，当事人想要在诉讼中获得有利的判决，就必须在审判人员前面尽可能地对对方的证据进行批驳，动摇审判人员对其的信任。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不但为当事人对各类证据进行对质、反驳留下了很大的空间，而且对质证的技巧，尤其是交叉询问的技巧，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由于质证毕竟要在诉讼的框架中运行，诉讼的环境对质证的影响远不止上述的两个方面。例如，为了保证质证的顺利进行，就要求在司法活动中确立以“直接”、“言词”审理为主的原则。所谓“直接”审理，即要求在法庭开庭审理时，审判人员、检察官、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必须亲自出席审判，有裁判权的审判人员必须亲自从事法庭调查和采纳证据。 所谓“言词”审理，要求对法庭上提出的任何证据材料的调查应以口头方式进行，不仅要以口头询问的方式对证人、鉴定人、勘验人等进行调查，对物证的调查也应通过口头说明，质疑的方式进行。任何未经直接、言词方式质证过的证据不得作为判决的依据。其次，为了保证庭审过程中质证能顺利进行，控辩双方在庭审之前最好能互相交换手中的证据材料，这不但可以防止法庭上的“不意打击”，而且可以给控辩双方予充分的时间为质证作好准备，以便其在庭审过程中展开有效的质证。另外，出席审理的审判人员是否对案件有最终决定权，原被告双方是否有相应的水平，能否保证证人及其他相关人员亲自出庭等等涉及整个诉讼环境的问题都会对质证制度的运转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三、质证制度在我国的实施情况

（一）立法上，由于和国外的证据立法相比，我国的证据立法较为落后，这也反映到我国的质证制度上来。以刑事诉讼法为例，在1996年作了重大修改之后的刑事诉讼法仅在第47条原则性规定了：“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对于物证、鉴定结论、勘验笔录等其他重要证据，法律仅规定，公诉人、辩护人应当向法庭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辨认，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刑诉法》第157条），而没有明确规定这些证据要经过质证程序才能作为裁判的依据。由此可见，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质证方面的规定是不完善的。
针对刑事诉讼法的上述缺陷，最高人民法院在1998年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8条进一步规定了：“证据必须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否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规定对完善质证制度无疑有积极的作用。但仍然没有改变我国质证立法总体上缺乏的面貌。
（二）立法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在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中，还缺乏一个能使质证制度有效运转的诉讼环境。
首先，尽管修改后的新刑事诉讼法引入了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的成分，但在实践中的实施情况并不好，其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我国的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之间的关系过于密切。把这种密切的关系带入诉讼活动就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比如，法官在庭审前向检察院借阅卷宗，在庭审中对辩护律师的发言进行压制等情况的存在，就不利于质证活动的顺利开展。
其次，尽管我国摈弃了法定证据制度，同时在理论上也对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进行了批判，但是对于我国应采取何种证据制度，理论上和立法上却陷入了模糊的状态。尽管我国主张司法实践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但是，要求诉讼活动完全再现过去发生过的事实，不仅事实上难以做到，其诉讼成本也会令国家难以承受。因此，实际上诉讼活动是围绕着证据展开的。但是，对各类证据进行质证和审查认定是一项复杂，甚至是颇为微妙的工作。在某些时候，只有审判人员身临其境，并依赖其主观能动性，纵观庭审的全过程才能在其内心形成某种确信。从我国古代的“五听”，到西方的自由心证证据理论，乃至前苏联的内心确信证据理论都反映了诉讼的这一特点。我国在批判了西方国家的自由心证证据制度后，对其所包含的合理成分却没有充分地考虑和吸收。
上述问题在司法实践中表现为两个极端，一方面，由于强调“以事实为依据”，而事实问题往往依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侦查机关无外地把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作为侦查的突破口，审判人员也乐于以“被告人的供述”作为裁判的依据。因此，对于大多数案件而言，由于被告人在起诉前已经作了有罪的供述，审判人员对质证就不是很重视，这就导致了质证在庭审中往往流于形式。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法律不承认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因此，也就缺乏对审判人员的“心证”进行约束的规范和制度，这又导致了某些审判人员在审判过程中随意“心证”，对当事人的意见不闻不问，这也限制了当事人质证的积极性。
第三，我国的诉讼制度没有规定诉讼的原被告双方要进行审前证据开示和证据交换。尤其在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在审前所能接触到的控方的证据十分有限 ，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当事人和辩护律师的质证能力。在正常情况下，面对在法庭上首次接触的证据，要想组织有效的质证总是很困难的。
第四，我国的诉讼制度还存在另一个突出的问题，即案件的最终处理要经过不出庭的庭长、审委会成员、院长决定。由于出庭的法官未必对案件的处理有最终决定权，这就直接影响到控辩双方对质证的积极性。
第五，当前我国的证人出庭率很低。这其中有很多原因，本文在此不作专门的讨论。但显而易见的是，证人不出庭，质证就很难有效地进行。此外，关于鉴定人、勘验人、侦查人员出庭接受质证的比例就更低了。尽管严格要求每一个案件都传唤所有相关人员出庭接受质证是没有必要的，但对一些重大、疑难案件，仍然有必要强调相关人员都要出庭接受质证，以保证判决的公正性。
上述情况的存在不但直接影响了我国的质证制度作用的发挥，而且会给我国司法制度发挥其应有的化解社会纠纷的功能带来不良的影响。在同一制度框架内，质证的功能被削弱的后果必然要以司法机关职能的加强为补充，而过分强调国家权力在诉讼中作用对促进纠纷的表面性解决可能是有作用，但是对于真正纠纷的解决是不利的。因为，如果司法裁判的内容不是建立在当事人的内心信服的基础上，而始终要依靠国家的强制力来推行，那么其结果可能是在原有的社会矛盾的基础上再增加新的矛盾——司法机关和诉讼的当事人的矛盾。要使诉讼的结果能更多的为当事人所接受，推行诉讼民主化、使判决可能对其产生有利或不利后果的当事人尽可能参与判决的制作过程或许是可行的。而完善的质证制度必将有助于上述目标的实现。

1、参见：李心鉴著：《刑事诉讼构造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92页。
2、参见：柯昌信 崔正军主编：《民事证据在诉讼中的运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第16~18页。
3、参见：陈瑞华著：《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2月第1版，第184~185页。
4、参见：顾永忠著：《试论辩护律师的阅卷权》，载于陈光中 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第122~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