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从商代开始中国就有了法制的传统。注意这里是“法制”，而不是法治。当时的法制是严刑酷法，用来打击违反统治阶级利益的犯罪分子，而不是维护人民的利益。所以中国自始自终需要统治者用法律对违抗者予以惩戒和镇压。中国的封建统治者继承了这一传统，外儒内法已经形成了一个传统，儒家和法家共同构成了对中国社会形成统治的基础。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面临中国传统统治秩序被外来世界特别是西方文明强烈的冲击。对于这种冲击，统治阶级始终面临着如何抉择的问题，中国传统的“法制”绝非现代西方社会所赖以成功的“法治思想”，西方法治形成了西方独特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不同于中国的传统方式，其成功的方式深深植根于西方传统思想，特别是古罗马的法治思想，西方法治思想基本脱胎于古罗马法治思想，其中四大法学家的贡献无与伦比，是西方法治制度的源泉。法治中的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连国王都不能违反，古罗马有个故事，一个农夫以法治原则让想进入他家的国王吃了闭门羹，这很能说明问题。这在中国皇权至上，人治为主的社会，法治的思想几乎不存在，长期的中国式统治使得国家变成了彻底的“关系社会”，法治的土壤荡然无存，并且影响至今。

19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实际领导了这个国家，其中1980年之前，中国并没有实际的施行法治，法律制度非常不健全，法律程序不存在。30多年来，中国的法律制度不断完善，但是法律制度的完善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实际的进步，中国的法治思想始终处于游离地位，并没有达到世界发展的趋势，从而导致中国社会发展的长期停滞。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在同一步调，从而使得中国社会矛盾重重，陷入困境。

在中国传统思想仍然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中国人首先必须确立“法治”的思想框架，对于中国现阶段，我认为正处于一种普法阶段，大众对于法律认识模糊，对于违法行为不屑于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权益。而另一方面，法律程序形同虚设，诉讼冗长，案件经常得不到迅速解决，当事人的权利得不到迅速救济，最终损害公众对于法律的信仰。

中国已经到了迫切需要思想改革的时代，这需要共产党根据实际需要逐步对于社会上的思潮予以彻底、合理的分析和研究，拿出可以予以解决问题的对策。否则，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是否可以合法的持续到2050年尚待疑问，执政能力的严重欠缺，以及对于社会理解的粗鄙，都会成为阻碍其稳定的重要威胁。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在法治思想确立的前提下，加强对于法治行为的坚持和发展，建立健全制度的维护和执行效力，会成为加强我们这个国家最终实现进步的一个有效的途径，社会问题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感悟诉讼时效制度：效率价值与正义价值的博弈

刘建民

民商事法律以谋求公平正义为目的，促进民众诚信，社会和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商品的流转，财产权利从静态到动态的转变，使交易安全的保障、第三人利益的保护以及交易秩序的维护显得尤为重要，以体现效率价值的诉讼时效制度的应允而生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诉讼时效制度的本质是通过对权利人权利的行使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从而达到实现社会经济稳健和均衡发展的目标。这种以牺牲部分正义价值为前提进而维护效率价值的制度，体现了民商事法律中效率与正义的对立统一，效率促进正义，正义要求效率，符合法的精神和立法的目的。
应该说，诉讼时效制度是对正义价值的反叛，维护的是法的效率价值；而诉讼时效的中断、中止、延长则是该制度的例外，是正义价值的回归。
从立法的角度来看，正义价值和效率价值均为民商事法律的追求目标，难分孰轻孰重，且以不同的制度类型体现在整部法律中，昭示于公众。从司法的角度来看，正义价值和效率价值的冲突在所难免，这里涉及的是一个司法理念问题。
如果说在正义价值与效率价值冲突的情况下，对正义价值的维护应当是首位的，也就是说在认定是否构成诉讼时效中断事由时，应尽可能作对债权人有利的解释，那么，诉讼时效制度的设置还有何必要？上述观点当然不应作为司法的理念。在我国，法官不是立法者，司法不同于立法。司法解决的只是个案，真正司法的理念应该是以证据为基础和根本，依据证据规则对证据证明的事实准确地适用法律。法官应对证据负责，对证据证明的事实负责，对适用该事实的法律负责，不应对法律及其制度进行评判，更不能厚此薄彼。在对诉讼时效制度的理解和适用上，应将效率价值放在首位，全面审查权利人对权利的认知和意愿以及权利人怠于行使权利的程度。侧重点应放在对权利人的审查，而不是对义务人的审查。诉讼时效的中断、中止、延长作为诉讼时效制度的例外，应仅限于法定的情形和立法的特别规定。
有这样一则案例：某化肥厂与某开发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期限为1995年10月20日至2005年10月20日；1999年12月9日开发银行将该债权转让给某资产管理公司；2000年7月10日该化肥厂改制为化肥厂有限责任公司；合同到期后的2001年9月6日，资产管理公司催收并接收了化肥厂有限责任公司签章的回执；2002年9月29日化肥厂有限责任公司以存续方式分立成立了某化工公司；2003年1月13日，2005年1月12日资产管理公司采取公告方式向化肥厂主张权利；2005年6月资产管理公司起诉化肥厂有限公司和化工公司，两被告及时提出时效抗辩，认为原告明知化肥厂已整体改制为化肥厂有限责任公司且被注销的事实，却通过公告方式向已被注销的企业主张权利，其效力不应及于化肥厂有限公司和化工公司。本案中双方对借款无异议，诉讼时效问题成为本案的焦点。在本案的证据采信和法律理解适用方面，表现出了对效率价值和正义价值博弈的评判。
第一，本案中资产管理公司2001年9月6日的催收并接收化肥厂有限责任公司签章回执的行为，表明即使改制之时没有书面证明通知了债权人，此时也应视为通知到了债权人。同时也表明原告已明知化肥厂整体改制为化肥厂有限责任公司的事实。
第二，原告在明知化肥厂已被注销，且已明知权利义务承继主体的情况下采取公告方式向化肥厂主张权利，其效力问题的认定应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十二条”和贯彻“十二条”的函）的有效性应基于三个内容且须同时具备。一是主体特定性，即只有原债权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方可为之。二是内容特定性，即有催收不良贷款内容。三是对象特定性，即有明确的债务人。本案中化肥厂已被注销，丧失了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主体资格，对其主张权利当然是无效和没有意义的，其效力显然不应及于具有法人地位的其他公司。
如果以正义价值的维护而作扩大解释，甚至在法律特别规定之外再搞推定，那么，诉讼时效制度的设置将失去意义，效率价值的立法追求将无从实现。
概言之，正义价值和效率价值是立法层面上的问题，以其原则、规则和制度来体现，表现为具体的法律条款和章节。价值考量和均衡的主体是立法者，而非司法者。司法的目的是适用法律，载体是证据，自由裁量应立足于法律原则、法律规则、法律制度，并以此为基础对证据进行分析和判断。
立法对权利人和金融资产以特别规定的形式予以保护无可厚非，因为这是国家的意志。而司法只能以立法为基础，准确贯彻执行，仅此而已。存在的并非合法的，司法应成为纠偏改错的先行者，为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规范化、法治化指明方向，不应纵容这种现实存在的非法性，而应通过对个案的审判，纠偏改错，以推动立法，健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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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建民，法学硕士，现为政府法制顾问。